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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構建與實現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從“關西方開東方”的“一邊倒”政策,到“多邊外交”,再走向“全面開放”,在主動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金融時報》理論周刊邀請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董小君教授全面闡釋70年來,中國是如何以開放的姿態從被西方孤立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董小君

  新中國“一邊倒”開放政策

  打破了美國的外交孤立

  《金融時報》記者:1949年6月,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確提出了“一邊倒”的政策,鄭重宣布新中國倒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這一政策的提出及實施,奠定了二十世紀50年代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格局。請您談談,“一邊倒”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所發揮的作用。

  董小君:1952年,斯大林在其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提出了“兩個平行市場”的論斷,認為存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完全獨立、彼此隔絕的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實現自給自足、自我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走向滅亡。這一論著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也是中國在當時采取“一邊倒”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同時,考慮到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及其自身發展的優勢,以及新中國成立繼續需要蘇聯支持等多種因素,自1950年開始,中蘇先后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等多個協議,明確了中蘇之間的平等、友好發展的關系,明確和豐富了新中國“一邊倒”的政策內涵,基本確立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

  “一邊倒”政策打破了美國的外交孤立。在安理會控訴美國對我國臺灣的侵略事實。同時,1954年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首次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出席重大國際問題會議,尤其是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和平,改善了中英關系,架起了中美溝通的橋梁,意義重大。到二十世紀5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增多,德國、英國、法國以及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也開始與中國開展貿易往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

  同時,在蘇聯的積極支持下,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1950年蘇聯給中國提供了第一筆3億美元的低息貸款(約占當年中央財政投資的14.3%),整個50年代共提供了13筆,共計66億盧布,長期的低息給新中國的建設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持。1954年,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將中國經貿合作提升到了一個的歷史階段。中蘇貿易額由1949年的2633萬美元上升至1955年的17.89億美元,增長幅度達到68%,交易額占中國全部進出口貿易額的47.8%,蘇聯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值得注意的是,1957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完成,GDP以每年11.3%的增速上升,并且逐步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和國防工業體系,為后續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但是,“一邊倒”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過度依賴蘇聯經驗,導致盲目迷信蘇聯,產生了盲目照抄、照辦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現象,各行各業、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設均以蘇聯模式為主,沒有很好地結合中國發展的實際,在后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二是“一邊倒”政策過度依賴蘇聯,導致蘇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掣肘,難以實現獨立自主發展。三是“一邊倒”政策導致經貿合作僅限于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往來逐步縮小,也使得中國在國際的政治交往空間逐步壓縮,難以加入國家非政府經貿組織,難以融入全球化的經濟發展浪潮。

  多邊外交推動中國經濟

  實力穩步提升

  《金融時報》記者:在確立了“一邊倒”政策后,中國的外交受到了極大的約束,“一邊倒”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此時,中國是如何試水多邊外交的?

  董小君:伴隨“一邊倒”政策弊端的出現,中國逐步開始實施多邊外交策略。在整個“冷戰”時期,通過多邊外交,有效地傳播了中國處理國際關系及國際事務的理念,促進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同時,維護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有力推動了國際關系的民主化。

  多邊外交的初步嘗試是日內瓦和萬隆會議。1954年,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首次參加國際重大會議——日內瓦會議,并在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中國轉變外交思路,開始進行多邊外交的初步嘗試,中國在解決朝鮮問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展示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應有的形象和格局,這讓世界各國初步認識了正在成長的社會主義大國。在1955年召開的印度尼西亞萬隆亞非會議,中國進一步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這次會議開啟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合作的大門。更為重要的是,就是在這少有的兩次會議上,中國提出求同存異與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確立了未來中國對外交往的基本方向。

  進而,中國獲得常任理事國合法席位。自1950年美國否決中國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合法席位后,為了恢復這一席位中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1970年第二十五屆聯大上,51對47票,支持恢復中國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表決首次獲得勝利,被美國操縱的表決器不靈了。隨后,1971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公開講話中首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謂,并將中國列入世界的五極之一,中國恢復合法席位取得了新進展。1971年10月26日,這是中國外交歷史上值得紀念的日子,聯大第二十六屆大會上正式通過了中國重新獲得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合法席位,標志著中國多邊外交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也正是恢復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合法席位,中國先后加入了非殖民化委員會、海底委員會、氣象組織和衛生組織以及聯合國下屬的環境規劃署、工業發展署、貿發組織、糧農組織等重要機構,并與拉美禁止核武器條約、歐共體、國際奧委會、亞洲運動聯合會等國際組織恢復了合作關系,開啟了中國外交歷史新征程。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使多邊外交全面化。1986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明確了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多邊外交列入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政府高度重視多邊外交政策,由于中國主要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多邊外交以經濟多邊外交為主。正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指導下,中國先后恢復或加入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開發協會、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國際開發協會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到1989年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接近50多個,基本達到發達國家參與國際組織數量的70%左右,廣泛地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為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實力穩步提升。

  制度的變遷詮釋了

  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和目標

  《金融時報社》記者: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決策,推動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轉變。請您具體梳理一下4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現路徑?

  董小君:改革開放這一偉大成就的實現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從傳統經濟特區向現代化自由貿易區演進的制度變遷史。

  首先,創辦經濟特區。改革開放初期,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無處不在,人口多,生產力水平低,區域經濟發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尤其是缺乏技術支持與資金支持。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79年,鄧小平同志對在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的意見表示贊同,確立了創辦“經濟特區” 的偉大決策。在無任何對外開放經驗的情況下,我國一步一步“摸著石頭過河” ,大膽嘗試、敢于試錯,開啟了對外改革開放新征程。1980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準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為經濟特區,定位于“關稅優惠、吸引外資、引進技術”。后續,中央又進一步開放了16個沿海開放城市、5個沿海經濟開放區和1個海南省經濟特區。經濟特區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試驗田”,“利他”的設區背景決定其目標旨在如何突破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尋有利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

  其次,設立貿易保稅區。1992年春天,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肯定了經濟特區的發展成果,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改革。但是,隨著中國對外貿易量不斷增加,原先的過境、海關線的“兩線合一”模式難以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對此,1990年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率先成立,后于1992年10月,升格為國家級新區,定位于“出口加工、保稅倉儲、轉口貿易”三大功能,對于不以進入中國市場為目的的貨物,不收取關稅,極大地促進了出口加工工業和轉口貿易的發展。此后,由于外高橋保稅區的運轉順利,其經驗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出現了側重不同功能的變體保稅區。這些區域統稱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主要包括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跨境工業園區。在此期間,貿易量呈幾何式增長,終端市場繁榮發展。

  再次,發展自由貿易區。隨著上海港吞吐量成為世界第一,新時期下的“保稅區”功能顯得過于單一,難以適應新的發展需求:一是境外加工企業為追求更低生產、運輸成本,希望在境內設立加工組裝廠;二是物流中心有成為貿易中心的天然趨勢,在保稅區內進行多邊貿易的需求隨之產生;三是經營、貿易活動的資金需要更便捷地跨境流通。對此,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國務院于2013年8月22日正式批準設立中國自由貿易區,緊隨同年9月成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并先后開創了“先進區后報關、倉儲貨物分類監管、單一窗口、負面清單、金改40條”等新制度以及推廣至全國的“證照分離”改革試點、批次進出集中申報、職能卡口通關等多項創新。現階段,僅占國土面積兩萬分之一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卻吸引了全國十分之一的外資,并取得了114項可復制性試點經驗推廣到全國。

  最后,建設自由貿易港。為了更好的與全球市場、規則接軌,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給予自貿區更大的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2018年4月,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自由港”建設是上海在2017年2月率先提出的設想,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也已開始籌備打造“自由港”的建設。從2010年以來,上海港就超過新加坡港,連續7年蟬聯世界第一大港。若上海“自由港”建設獲批,將會加大其對外國企業的吸引力,助力上海從轉運中心,升級為貿易、金融中心。目前全球大約80多個自貿港,對于中國大陸來說,新加坡和中國香港是其自由港建設的兩個重要參照標準。未來“自由港”建設也將致力于:一是貨物通關便利化,將會實現“海關后撤”,即“境內關外”,實施更高標準的“一線放開、二線安全高效管住”的貿易監管制度;二是企業設立自由化,將會簡化與優化“負面清單”,放開更多行業的外資準入限制;三是資金進出暢通化,將會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力度,加強貿易、投融資、匯兌的自由度與便利化。

  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完成了

  從“孤立”到“引領”的角色轉變

  《金融時報》記者:自2001年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也逐步融入全球和地區多邊體制體系。在這一階段,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董小君:從歷史來看,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逐步實現了從“西方孤立”到“被動跟隨”,再到“主動參與”,以及現階段“創新引領”的三步關鍵性轉變。

  1990年之前,是從“西方孤立”向“被動跟隨”的轉變。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體系,七國集團把持著全球經濟命脈,此時的全球經濟治理呈現出明顯的“西方霸權治理”的特點。受到意識形態、國際組織合法席位問題以及朝鮮戰爭等原因影響,中國被西方國家排斥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之外。直到二十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以及中美邦交逐步緩和與正常化,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轉機。在此推動下,1971年中國正式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隨后與美國、歐洲多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一一建交,同西方國家陣營建立了溝通關系。在此基礎上,1980年,中國先后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中的合法席位,開啟了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歷程,實現了從“西方孤立”向“被動跟隨”的轉變。

  1990年至2013年,是從“被動跟隨”向“主動參與”的轉變。自二十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快,國家綜合實力在不斷的提升,在國際舞臺中的地位也逐漸凸顯。這一階段,中國開始主動參與國際經濟事務,通過參與國際組織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作用。1991年中國正式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也是首次加入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標志著中國開啟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中國的著眼點在于推動經濟聯動、開放經濟、創新增長點與技術合作四方面,進一步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此后,中國在經過長達15年的“復關、入世”談判,于2001年9月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標志著中國正式融入全球價值鏈的國際貿易分工。中國在入世以來,積極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三大機制,即規則談判機制、貿易政策審議機制、爭端解決機制,維護多邊貿易機制,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發展。同時,在全球各區域合作蓬勃發展的背景下,中國也于2001年2月首次以創始者的身份,同菲、澳、日等國家發起了“博鰲亞洲論壇” ,為推動亞洲地區實現區域合作、貿易發展以及經濟治理,進行了大膽嘗試。在博鰲亞洲論壇中,中國主要通過管理機構、議題設置和絕對比重的會員三種方式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治理,為亞洲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2013年至今,是從“主動參與”向“創新引領”的轉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中國積極重塑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關鍵性契機。尤其是自2010年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 在地區經濟與全球經濟治理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目前來看,中國與美國、歐洲事實上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主要經濟體,三方的一舉一動都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發展方向。總體來看,中國的影響力與重要性不斷的上升,尤其是在美國近年來所采取的單邊主義、貿易霸凌主義、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以及一系列的國際“退群”行動等,均揭示著美國逐漸推卸全球經濟治理的領導責任。在此背景下,中國分別于2012年和2013年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和“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與中國理念,標志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參與從區域化、碎片化,向全球化、全面化的轉變,邁入“創新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的征程。一方面,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意識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為思考人類未來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給出了一個理性可行的行動方案。另一方面,與西方霸權主義的經濟治理模式相比,一帶一路倡議秉持著以“平等、互利、開放、包容”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治理觀、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新型治理模式。該倡議得到了沿線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支持,并且中國已與70多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甚至簽署了多份跨區域合作協議,如中巴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等協議,并繼續提出中俄“冰上絲綢之路”、中緬經濟走廊等倡議。同時,為更好服務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發展,中國發起設立了完全由發展中國家掌握話語權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絲路基金”。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開始由量增到質變,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將由硬實力向軟實力轉變,包括全球治理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同時,中國將進一步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力所能及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與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繁榮和美好未來。

  “一帶一路”推動建立

  全面開放新格局

  《金融時報》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首次由我國獨立自主提出的全球合作倡議,標志著我國正以“一帶一路”推動建立全面開放新格局。請您談談這一倡議具有哪些影響?

  董小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開放型經濟的基礎和條件發生深刻變化,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系也發生了歷史性演變。“一帶一路”創造性地適應了這些變化與演變,是建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總抓手。

  首先,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過去,我國的對外開放多為點狀、塊狀發展,而“一帶一路”倡議將京津冀一體化、長三角一體化(長三角經濟圈和長江經濟帶)、珠三角一體化(珠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東中西地區自由貿易區以及各省區市重點經濟發展區域有機銜接,形成以點連線、由點帶面、線廊互動的發展格局。“一帶一路”是建立全面開放新格局的總抓手,需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其次,打造互聯互通的全球伙伴網絡。“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互聯互通,習近平同志在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提出,“我們要著力推動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聚焦關鍵通道、關鍵城市、關鍵項目,聯結陸上公路、鐵路道路網絡和海上港口網絡”,同時也要促進政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聯通,為互聯互通提供機制保障。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講到,“建設高質量、可持續、抗風險、價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礎設施,有利于各國充分發揮資源稟賦,更好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實現聯動發展”。

  第三,打造中國與世界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一帶一路”倡議首先是共謀發展和繁榮,打造利益共同體,這要求協調中國利益與沿線國家利益,兼顧經濟、政治、安全與文化利益。“一帶一路”倡議其次是風險共擔與治理,打造責任共同體。人類面臨的全球性問題需要各國加強溝通配合,建立責任共同體,而“一帶一路”倡議恰恰是落實責任共同體的載體。“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共迎挑戰與共生共存,打造命運共同體。當今世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倡議有利于幫助各國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發展的道路,并在國家間形成積極的相互依賴,使之成為命運共同體。

責任編輯: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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